第一〇九一章 生与死的判决（四）（第2 / 4页）

它是位于整个社会最庞大的权力末梢最核心的生产资源，也是象征着这庞大权力归属的最明显指标。土地改革能够成功，其前提是对这庞大权力体系细致入微的掌控，而一旦掌控了这样的权力，能够做的事情，又何止是将得来的土地分配给人民？

这件事情所涉及的，已经是一张与儒家类似的大网了。

自华夏军从凉山跃出，整个成都平原、川蜀之地，无人能够与其相抗；随着华夏军击溃女真西路军，遗留在西南之地的些许地主、乡贤，也没有任何人敢不臣服。相对于横扫天下的女真大军，那些所谓的儒生、地主、乡贤，看起来都是软弱的，明面上的敌人，对于华夏军而言，都是最容易处理的问题。

然而土地，是关系着天下所有人生存方式的东西了，要改变这种生存方式、统治方式，就会受到每一个人心中“共识”与“潜意识”的反抗，侵蚀的巨网会反方向的扑过来，它会让不够坚定的统治构架从内部降低效率，会让民怨沸腾，甚至于当整个结构出现问题，人们都不会意识到它是因土改而来的。

自己的准备够充分了吗？放到各地的基层官员、退伍军人，锻炼足够了吗？他们或许能够打败明面上的敌人，然而当土地化作利益开始实实在在的计算，他们能够抵御住其中的腐化吗？左和右的风潮能够遏制住吗？已经进行了如此多的整风，还能够更严格吗？

大量的物资进入成都之后，无数工作组的下乡，其实也会给大家带去众多物质产物，人们在宣传中最多表达，也是格物发展后物质大丰富的展望，只要物质丰富了，在农村过不好的人们自然可以进入大城市的作坊、工厂中赚钱，成为人上人——在这个阶段，这一展望，本身就是相当靠谱的。

成都、梓州这些大城市附近的工业集中发展，暂时延缓了其它非核心区域因土地带来的矛盾。虽然在华夏军出凉山之初，部分人还有过“华夏军人人平等，要杀富户”的担忧，甚至跑了许多人，但西南大战结束后，华夏军对当时相对配合的部分地主、乡绅的优待，则打消了大部分人的疑虑。

只是在大城市附近地价飞涨后，部分商人与周边的地主才起过几次小规模的摩擦，眼下也并没有到不可开交的程度。

但回过头来，不少人也都知道，华夏军中关于土地改革的讨论，多数都是与“平均地权”、“耕者有其田”甚至于“土地国有”挂钩的，在学术的讨论上，甚至于“一条鞭法”、“摊丁入户”这些策略都被认为是小打小闹。

这次会议上突如其来的苗头，令得许多人都有些懵。

甚至退一步说，眼下推行土地改革，有必要吗？

一如苏文定所说，资本的强规则将自行走出一条道路来，土地的私有化和自由流动能够为它提供血腥生长的温床。跟着这条道路走，而后进行一定的操纵，促进民众的自觉、民权的出现，已经是一个相对妥帖的发展构架，资本的逐利性将在各个方面推垮封建制的生产关系，因为以利益为核心的大网会比那张网更为强大，它由规律编织，远胜于人力的强为。

若是放诸后世的现代社会，不少人听到土改这个概念，大都是一方面觉得它光辉伟大，一方面又觉得它有些平平无奇，人们会觉得，只要将这样伟光正的概念抛售出去，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。然而，这却是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未有人能够真正突破的一道关隘。

甚至于在另一个世界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中，由那位先行者孙先生首先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，也得到了无数后来者的拥护，但在穿林北腿常先生领导果党于大陆呼风唤雨的数十年里，这样一个理所当然且光辉伟大的共识性概念，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决定性的进展。

因为组成果党的基础成员，就是盘踞于各地，掌握天下庞大的权力末梢的乡贤和精英。

而当时另一支流淌着红色血液的政党，于24年与果党达成谅解，以为已经开始合作就能够将正确的事情义无反顾的推行下去，于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土改，他们开始实现孙先生提倡的“民生”理论，而回过头，便在27年迎来了“四一二”与“七一五”的大屠杀。大革命失败。

土地何止是土地。